在贞观之治的璀璨星河中，于志宁如同一颗低调却坚韧的星辰，以刚直谏言与务实政绩，在初唐政治版图上镌刻下独特印记。这位出身关陇贵族的宰辅之臣，其人生轨迹折射出唐代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与政治智慧。
一、关陇世家的政治启蒙
于志宁（588-665年）出身北周太师于谨家族，鲜卑血统与儒学教养的双重浸润，塑造了他独特的政治人格。其父于宣道曾任隋朝中书舍人，家族政治资源为于志宁提供了高起点。大业末年，他在冠氏县令任上目睹隋末动荡，毅然辞官归乡，这种"知进退"的智慧，既是对时局的清醒判断，亦为日后投奔李渊埋下伏笔。617年李渊入关时，于志宁在长春宫迎谒，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，自此开启其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。
二、贞观谏臣的刚直风骨
在秦王府十八学士中，于志宁以"谏诤"闻名。贞观三年（629年）任中书侍郎后，他多次直谏太子李承乾的过失。当承乾沉溺声色、大兴土木时，于志宁冒死上《谏太子承乾书》，言辞激烈如"雕墙峻宇，西园列于邺都；豪章侈服，洛邑盈于金谷"。更具戏剧性的是，承乾曾派刺客暗杀于志宁，刺客见其"寝处苫庐"（居丧守孝之态），竟不忍下手。这种"文死谏"的精神，在《旧唐书》中被评价为"志宁性刚正，数谏争，太宗每优容之"。
其谏言不仅限于东宫事务。在修订《贞观律》时，他主张"法贵简当，使民易避"，推动唐律较前朝更为宽简；编纂《五经义疏》时，坚持"取其精要，去其繁芜"，为唐代经学确立规范。这种务实作风，使其在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名相之后，仍能以"燕国公"之尊位列宰辅。
三、永徽年间的权力博弈
高宗即位后，于志宁的仕途进入微妙阶段。永徽二年（651年），他以左仆射身份监修国史，却因在"废王立武"事件中立场暧昧，于显庆四年（659年）被许敬宗构陷为长孙无忌党羽，左迁荣州刺史。这场政治风波背后，实为初唐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权力角力。于志宁虽未明确反对武则天，但其关陇贵族身份与保守立场，注定难以适应永徽年间的政治转向。
值得玩味的是，即便遭贬谪，于志宁仍保持士大夫风骨。在华州刺史任上，他主持修复郑国渠遗址，将灌溉面积扩大三成，这种"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"的实干精神，与同期某些官员的阿谀逢迎形成鲜明对比。
四、文化传承的隐秘贡献
于志宁的学术贡献常被其政治生涯掩盖。他主持修订的《留本司行格》，是唐代行政法规的重要汇编；参与编纂的《周易正义》《尚书正义》，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。更鲜为人知的是，他在天策府时期与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共同制定的《秦王府十八学士格》，为唐代官僚选拔制度奠定基础。这种"制度建设者"的角色，远比其谏臣形象更具历史穿透力。
五、历史镜鉴的当代启示
于志宁的人生轨迹，本质上是初唐政治生态的微观标本。他既非房玄龄式的谋略家，也非魏征般的直言极谏者，而是以"守正持重"的姿态游走于权力漩涡。这种中庸之道在当代仍有启示：当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洪流冲击传统价值观时，如何像于志宁般在坚持原则与适应变革间找到平衡？当"躺平""内卷"成为社会议题时，其"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"的责任感，是否能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精神坐标？
站在长安城遗址的残垣上回望，于志宁的形象愈发清晰——他不是庙堂上光芒万丈的偶像，而是历史长河中默默托举文明的基石。当《全唐诗》收录其"风兼残雪起，河带断冰流"的诗句时，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文人雅趣，更是一个士大夫在权力与道义间的永恒叩问。这种精神品格，恰如他编纂的典籍般，穿越千年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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